24年前，广东崖门，银洲湖底。再强的阳光也抵达不了这里了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两位潜水者头上的“探照灯”，深水中仅有的两个星点，随时能被黑暗吞没。

水底匍匐，摸索前进。两位潜水者，时年37岁的崔勇和他的潜伴，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，他们正调查宋元海战崖门古战场的水下遗存。

暗流翻滚，泥沙铺卷，探照灯的光仅仅让能见度拓展几十厘米。崔勇和潜伴在湖底缓缓行进。

忽然后背一阵拉力袭来，无法继续了！直觉告诉他——是可怕的渔网！

能见度太低，只能靠摸索！没有更多救援，唯有彼此！潜伴用潜水刀，一刀一刀镇静地帮他把缠身的渔网割开，这场水下危机才得以解除。

10年后，福建平潭海域，九梁一号沉船点。

水面上，乱流中，崔勇的学生、26岁的王泽冰，用尽力气抓住救生绳。

激流把他按入水下，又将他抛出水面，肆意摆弄着这位考古专家。他丝毫不敢放松，若是放手，不知水流会将他带往何方。

来自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王泽冰，是参加国家文物局第5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考古专家之一。

事发这一天，队员们两两一组，轮番进行水下考古实训。完成水下作业后，王泽冰脱下沉重的潜水设备，在船上休息。忽然紧急状况出现，为了救被海流冲远的另一组队友，王泽冰“轻装上阵”，下水救人。

就在他下水后，海流变得更加狂暴。他为救人携带的救生绳，成为他在险境中自救的工具。

20分钟后，王泽冰被救上船，被冲走的队友也被远处的作业船只救起。这20分钟，王泽冰觉得很漫长，他“似乎穷尽了毕生的力气”去抓那根救命的绳索。

在后来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，每当遇到困难，他都会回忆这个时刻。“它凝结着我的职业荣誉。”王泽冰说，这便是水下考古工作者引以为傲的追求——冒着生命危险做科研。

这只是水下考古队伍这支“特种部队”建立30多年来的两个片段。

今年3月，当记者来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采访时，他们中的一些年轻人正在休整。他们的脸庞，大多被江风、海风深深地雕刻过，皮肤被炽烈的阳光烘烤过，但他们的那一双双眼睛里，写满了勇敢、坚毅和纯真，写满了对知识的渴望。

正是这一双双眼睛，曾抢先在摄影机和照相机之前，第一次见到水底的南海一号、圣杯屿沉船、定远舰……代表着孜孜以求的当代人，第一次亲密接触那些封存久远的人类文明。

胆魄

被渔网缠、被水流冲，都是“小场面”。

水下考古专家们讲述曾遇到的危险时，无不带着爽朗的笑声：“在青岛那次，我顶着水母出水，脸被蜇得像大花猫。”“咱俩差不多。我去东极岛调查，水母给我‘描’了个香肠嘴。”

险情在水下考古中并不罕见。然而已到退休之年的崔勇，今年仍计划下水，他希望带更多后辈进入这个意义重大的领域。

水下考古究竟有怎样的魅力，能吸引着这些考古专家？

“冒险色彩”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的答案。是啊，谁的青春里没有一个冒险梦呢？

刘志岩自认为是幸运的，“江口沉银”的发掘之旅就是他的圆梦之旅。“江口沉银”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张献忠的金银宝藏，这是我国少有的印证宝藏传说的考古发现。在刘志岩看来，历时5年的“江口沉银”发掘过程充满着扣人心弦的曲折，电影《夺宝奇兵》《古墓丽影》中的寻宝探险情节也不过如此。

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过人的胆魄使水下考古专家们保持着冒险热情，也让他们面临险境时沉着镇定。

水下状况瞬息万变。有时，考古人员走到深处才发现自己进入了渔网环绕的水域；有时，一个激流就把正在作业的考古人员放漂到很远的地方。

作为多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教练，崔勇总会把“保持镇定”作为遇到险情的第一原则教给后辈。“每种险情都有一套系统科学的处理方法，只有在镇定冷静的状态下，人才能按照步骤、有条不紊地解决这些问题。”崔勇说。

遇到危险，恐慌是人的本能。可在水底，越慌越险！考古专家必须有过硬的心理素质，克服本能，留出更多的体力、脑力、氧气、时间，以此逃生。发现进入渔网遍地的水域，须谨慎退出；被放漂至远处，须释放浮力柱，静等救援。

长期从事水下考古的人，具备敢于冒险的勇气和一颗处变不惊的心，胆魄是这项事业赋予他们的独特礼物。

默契

田野考古的同事同甘共苦，水下考古的兄弟姐妹同生共死……在考古工作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。

十月的威海湾，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这里曾是海防前线，是定远舰的深埋之地，也是水下考古人的一线战场。

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队员杨小博下水前，和潜伴对视一眼，便跨步跃入海里。这次作业，杨小博的潜伴是“长机”，负责拉线布设探方，而他充当“僚机”，为潜伴把控方向。

冷、静、黑，这是杨小博入水后的第一感受，隔着潜水服，海水的湿冷仍透入骨髓。他不由紧了紧手上的牵引绳，感受到潜伴入水时的轻微牵扯，看着身边慢慢亮起一束微弱的灯光，心里一下子定了下来。

某种程度上说，潜伴之间是过命的交情。在变幻莫测的水底，哪怕只是微小的失误，都可能给考古队员造成致命伤。而两名队员同行，便有了依靠和保障。

水况复杂，作业无声，考古队员嘴咬呼吸器，只能通过手势交流，甚至一个眼神，潜伴便能领会。这是一种怎样的默契啊！

潜伴是兄弟姐妹，在水面观察情况的安全监督员是兄弟姐妹，随时准备入水救援的考古队员也是兄弟姐妹。2018年，上下川岛，潜水作业已近20分钟，船上的监督员紧盯着海面，和往常一样，两股气泡在水面上平缓移动着。不觉间，一股气泡停止移动，大家迅速意识到，他们要么是找到了沉船，要么是在水下遇到了危险！

“穿设备，有情况！”监督员抓起喇叭，朝另一组考古人员喊道。不一会儿，一名队员从水里钻了出来，“快！他被渔网……我气不够！”话音未落，两个应急队员已装备整齐，沿着气泡下潜救援。

在一次次关键时刻，水下考古队员们用默契为彼此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。

眼界

潜入水中是为了追逐理想，留在海上则能拓展眼界。

2010年，刚结束培训，王泽冰就走进西沙群岛，开启了为期数月的海上生活。

“海上苦吗？”

苦！

船舱狭小，只摆得下一张窄窄的单人床，这个年轻的“山东大汉”，每次睡觉都得蜷缩着才睡得下；想吃蔬菜，往仓库一看，“嗬！出海太久，烂了一大半”；给家里人打个电话，还得爬到船顶上举着手机找信号。

可王泽冰和同伴们觉得“没什么大不了的”。他们很少在意吃喝睡这些小事，他们要对话的，可是大海、是天地、是历史啊！

“很酷！”考古队员们都这么描述自己。船只出海，置身于沧海茫茫、水天一色，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扑在考古上。

白天，他们接力下水，海底发光的物质随着水流四处漂浮，点点荧光将他们引向一段段被尘封的历史；晚上，他们回到渔船上整理标本，有时忙到凌晨，一抬头就与漫天星光撞个满怀。

大半夜，兴致来了，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小伙子围坐在甲板上，吹着海风，比赛钓鱼。钓上来的金枪鱼，直接吃。在一片片水域的摸索中，不少考古队员一干就是十多年。这十多年，他们不仅从水中发掘了文物，而且发掘了心中那份洒脱与豁达。

大海如此，大江亦然。

2017年1月，“江口沉银”第一次发掘启动。岷江水流湍急且水体混浊，考古队选择在目标点进行围堰，变水下考古为陆地考古进行发掘。“安全性和工作效率提上去了，可工作过程变枯燥了。”刘志岩回忆。

头一个月，每天从睁眼到闭眼，就一个工作——挖沙子。考古队员们一头扎进江底，抬眼就是望不尽的泥沙。虽是南方，冬季的四川也说不上暖和，队里的小伙儿常常打赤膊、光膀子。

也有过想休息的时候，实在累得不行，有队员就开玩笑说“我们去求雨算了，这样明天不用干活了”。可第二天早上，大家来得一个比一个早，干得一个比一个卖力。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厚重泥沙里的文物，眼中看得见厚重的中华文明。

那年的考古发掘，他们连续工作了122天。

本领

2015年，辽宁丹东海域，一艘甲午沉舰被发现。几经调查，专家们始终无法掌握这艘沉舰的身份信息。

这时，一块小小的瓷片引起水下考古人员的注意。不放过任何细节的考古人员，在瓷片的发现处建立探方，之后，更多小碎片在这里被发掘出水。

将碎片拼接成盘，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瓷盘的中间显出篆书“致远”二字。

当年的“英雄舰”致远舰，由此确定！

一块碎片确认了一艘船的身份，水下考古人员向世人展示了于细节处洞见大世界的超强本领。而这群知识分子在成为考古“特种部队”前，已练就了“十八般武艺”。

王泽冰、杨小博、刘志岩都先后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。

与其叫培训班，不如叫“魔鬼训练营”！“刚来我们就被扔进游泳池，练体能。稍靠岸休息，教练就拿竹竿将人赶回水中。”杨小博回忆。让王泽冰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晚上10点钟雷打不动的脚蹼打水1000米训练。他觉得，集训，是把他们当成战士来练！

“潜水员学会考古至少要花四年，考古人员学会潜水只要半年。”执教经验丰富的崔勇介绍，让考古专家学会潜水，无疑更高效。近三个月的集训时间里，这些年轻的考古专家已能掌握搜索寻回、船潜、夜潜、水下摄影等多项潜水技能，达到一名三星潜水员的标准。

然而，对于一名合格的水下考古工作者来说，学会潜水只是第一步。测绘、水文、生物、气象……不少年轻人白天下水，晚上还要抱着书“补课”。就这样，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，从有变强，迈向世界前列。

他们深爱着这一切。记者采访时，看到考古队员们喜欢放置各种水下设备当作纪念品。即使在北京办公室的咖啡机旁，也要放一个考古船的模型。倒一杯水的时间，思绪便能回到那些水底的高光时刻。

俯瞰中国，海水澎湃，江水湍急，湖水汹涌，还有多少秘密被封存水底？

水下文化遗存是历史写了一半的剧本，故事的“句号”要靠考古专家来完成。水下考古人正是历史的揭秘者，在水底，他们拨开时间长河的泥沙；在水底，他们发掘淹没已久的文明；在水底，他们搜集历史的碎片，填补历史的空白。

这项事业，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前赴后继。有人老去了，但总有人正年轻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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